关于国家最崇高目标的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5期（2009年8月总第63期），5-6。
关于国家最崇高目标的探讨
戚心源 崔维成
（一）序言
读过阎学通教授所著“国家最崇高目标不是致富”(1)一文，感受良多，
笔者与阎教授的某些观点不尽相同，试与关心此命题的人们共同探讨。
（二）国家最崇高的目标是不断地提升全民的幸福指数
国家的最崇高目标，既不是致富，也不是强国，而是不断地提升全民的幸福指数（2）。致富也好，强国也好都只是在为了实现这个最崇高目标过程中的阶段目标，都只是实现国家最崇高目标必要指数的条件。
地球上我们既找不到两片相同的树叶，也找不到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人世间熙熙攘攘的人群，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不同的追求。初视之，杂乱无章，几乎找不到一个共同的规律，孰不知，没有规律本身就是一种规律。深入探讨，我们将会发现，千差万别的人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所有的人都在这个世界上寻求幸福。
国以人为本，更确切地说，是以绝大多数人的幸福为本。致富、强国只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两翼，是两翼，而并非是最崇高的目标。
令所有人都感到幸福，这是永远也不可能的，但是令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都感到幸福和比较幸福这是可能的，提升和扩展这种全民的幸福感应该是一个国家的最崇高目标。
笔者认为阎教授的文章不妥之处在于：他的观点很容易将读者带入一个误区，这就是强国是国家的最终目标。严格地说，阎教授的文章错用了一个“最”字，提升国家的能力是当务之急无可非议，但这不是国家的最崇高目标。如果阎教授的提法是正确的，笔者不禁要问：“如果强国是一个国家的最崇高目标，那么强国的目的是什么？”
一个国家致富最终是为了什么？一个国家强大最终是为了什么？国家最终到底要实现什么？惟有这个最终目标才称得上是国家最崇高的目标，其它目标只是这个最崇高目标的“铺垫”、“必要”，而不是“充要”。以笔者的拙见致富、强国虽都是国家的崇高目标，但都称不上是国家最崇高的目标。
（三） 致富是强国的必要条件
几十年前，邓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什么？首先要发展经济，一个贫穷的国家是谈不上强国的，自古至今，世界上有富裕而不强大的国家；但没有一个贫穷而强大的国家。一个国家所拥有的财富多少是衡量一个国家强弱的重要指标。所以，欲成为强国，首先要发展经济，三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将发展经济作为国家发展的最重要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虽然这并不是一个国家的最终和最崇高的目标。
阎教授文中所言之军事、教育、人才、社会保障、创新等等皆是提升国家能力，建立强国的必要条件，而实现这些条件无一不需要以大量的财富作为支撑，而只有不断地发展经济才有可能使这些理想变为现实，才能使强国之梦摆脱空谈。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之所以说致富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这是因为经济大国，未必就是一个强国，它的子民未必安全无恙，其全民的幸福指数也未必很高。以美国为例，勿庸置疑，美国是当今世界的头号富国、强国，但它还远远没有实现一个国家的最崇高目标。美国人做过一个统计，旨在调研现代人是否比过去幸福？答案出人意料， 物质财富的增加并没有使美国人感到他们的幸福在同步增加。它的全民幸福指数还远远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
上世纪70年代不丹国王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的概念，去年这一理念写入了不丹的宪法。不丹国极度重视国民幸福指数，遗憾的是不丹既不是富国，也不是强国，它有90%左右的人口住在农村，有半数的国民是文盲。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不具备致富与强国两翼的国家。
总之，无论美国模式，还是不丹模式各具特点，但它们都不是最理想的模式。一个国家最崇高的理想就是它既是一个富国，又是一个强国，而且人民的幸福指数很高，且在持续地提升中，这才是国家最崇高的目标。
（四） 强国是全民幸福指数的根本保证
如前所述，致富是强国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要条件，即：不是有了财富，一个国家就会成为强国。诚如阎先生在其论文中所言，“在我国历史上，经济发达、财富丰腴的宋王朝是被经济实力薄弱的蒙元所灭，经济发达的明朝被经济落后的满清所灭。”
从1840到1940的一百年间，国人倍受洋人欺凌，国破家亡，尸横遍野。1840年的中国是世界经济大国，但也是一个不堪一击的弱国。英国人以4000士兵（最多时2万）将拥有数十万清军的满清打得落花流水，只有割地赔款。众列强清楚地看到清政府只是一个财富丰腴的弱国，借助坚船利炮，就能抢到财富，便纷至沓来抢掠烧杀。此时何谈幸福指数，血的事实告诉人们，强国比致富更为重要。就此而言，笔者是赞同阎教授的意见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对于一个国破家亡的民族，是谈不上什么幸福指数的。
美国打败伊拉克，将萨达姆送上了断头台，不是因为它是正确的；而是因为它是强大的。
综上所述，在致富的同时，必须居安思危，必须提高国家的军事实力，必须拥有强大的国防。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强盗们常常将第一目标锁定在经济发达的弱国，因为它有钱，但不强大。偌大的地球强盗是永远存在的，无论是天天诅咒我们的，还是一面和我们拥抱，一面把手伸进我们口袋里的人，国人都不可以掉以轻心。
其实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一直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断地提高我国的国防实力，于此同步的是在不断地提升全民的幸福指数。也就是说，不断地在致富中强国，在强国中致富。在致富与强国的过程中，念念不忘以人为本，始终不渝地提升全民的幸福指数，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最崇高的目标。
然而，在财富积累到目前的程度的我国，应将政策的重点转向提升国家能力，首先是提升国家的军事实力，宁可放慢经济的发展速度也在所不惜。
（五） 目标函数就是国家最崇高的目标
自2007年至2008年，笔者们发表过几篇论文（3、4、5），其目的就是研究国家发展的目标函数是什么？我们所谓的目标函数恰是阎教授所言的国家最崇高目标，只是提法不同。
这些论文的核心观点如下：
1 和谐社会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多学科设计优化问题。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与多种学科有关，诸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它是一个多学科设计优化问题。
2 国家或社会的发展都应有一个目标函数（即人们常说的大目标），这个目标函数应该是不断地提升全民的幸福指数。这恰是本文讨论的核心问题，它就是国家的最崇高目标。
3任何国家的发展水平都是可以用数字来表述的，并给出了社会发展水平的具体量化的计算方法。
人们普遍认为社会学问题是难以量化的，笔者以为社会学问题绝对精确地量化是不可能的，但近似的量化是完全可以做到的（3—5）。
历时两年，我们的研究只是围绕一个命题，这就是国家最崇高的目标。
（五）结论：
国家最崇高目标既不是致富，也不是强国，而是不断地提升全民的幸福指数。
参考文献
1阎学通，国家最崇高目标不是致富 2009。04
2 戚心源, 论幸福指数 ,科学与教育探索,2007.2
3 戚心源、崔维成，和谐社会的目标函数与数学模型，《中国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9期（总第47期），2007年12月，1-3。
4 崔维成，戚心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量化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学报》，2008。10。
5 戚心源、崔维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多学科优化设计，《社科纵横》，2008年第三期。
2009年5月
附件：阎先生原文
阎学通:国家最崇高目标不是致富
发表于 2009-04-16 00:49:47
在我国，“致富光荣”这一口号已经成为新的民族文化心理。绝大多数的人认为，国家的最崇高目标就是致富，国家制定的战略、策略、政策都应以增加财富为指导原则。因此，当金融危机对我国外汇储备构成贬值威胁时，许多人将外汇保值增值作为应对这一威胁的根本目标。如何有效发挥外汇作用的争论，实际上反映的分歧是人们对国家发展方向的不同认识。认为国家与企业有本质区别者，将强大视为国家的目标，于是强调外汇应用于提高国家能力；而认为国家与企业性质相同者，则将富有视为国家的目标，于是强调外汇应用于增加国家财富，即建议外汇政策要增值保值。笔者认为，只有以增强能力为国家目标，我国才有可能实现民族复兴，而以增加财富为目标，我国则无望实现民族复兴。
国家财富决定不了国家能力
目前这场金融危机使我们看到了一些”钱不是万能的”现象，即一些富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能力还不如穷国。2008年4月，日本的外汇储备为1万亿美元，是印度0.31万亿美元的三倍。然而，自2008年9月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之后，日本在应对金融危机影响方面取得的成效远不如印度。2008年第四季度，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GDP）负增长了3.2%，而印度同期却实现了6%以上的增长。印度甚至提出在2009年经济增长速度超越中国的目标。美元是国际基础货币，可美国在应对这场危机时所取得的成绩却不如中国。美国第四季度的GDP负增长6.2%，而中国则正增长了6.8%。无论经济增长速度受多少复杂因素的影响，上述现象都表明财富的多寡并不能决定国家能力的大小。
从全球范围进行横向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财富多的国家其能力可能弱于财富少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排序，到2007年底，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前15名的国家依次为美国、日本、德国、中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巴西、俄罗斯、印度、韩国、墨西哥、澳大利亚。俄罗斯的经济财富比日本、西班牙、加拿大等发达国家都少，但是，2008年俄罗斯进行的俄格战争所显示出来的那种战争能力水平，却是日本、西班牙和加拿大都不具备的。加拿大和巴西的排名都在印度之前，然而人们的常识是，2008年的印度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远大于这两个国家。
财富之所以不决定能力，是因为财富并不能按人们的意愿转化为能力。财富不能转化为能力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这原本是人们的生活常识。例如，所有人都知道，富商无法用金钱将自己低智商孩子的学习能力提高到和穷人高智商孩子相同的水平。这就是为什么清华和北大每年录取的学生中都有很多穷人家的孩子，学校需要给这些生活困难的孩子提供生活补助。然而，由于”致富光荣”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的信仰，许多人误以为国家钱多了就有能力了。这也是为什么，在金融危机使我国外汇储备贬值时，很多人想到的是如何保值增值，而没有想如何用这些外汇储备提高国家能力，甚至没有想到应借机用外汇储备提高我国的国际金融能力。
民族复兴得靠增强能力而非增加财富
由于经济建设长期以来是我国的中心任务，因此许多人误将国家建设类比为企业经营。然而，企业与国家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前者是以给企业所有者赚钱为最高目的的，后者是以维护国民利益为最高目的的。前者的目的是单纯的经济目的，而后者的目的是为民众各种利益提供服务的综合目的。企业只要拥有了足够多的货币，即可随时在市场上买到所需要的东西，因此企业增加了利润就能实现全部目的。然而，国民的利益并不只是拥有财富，国民需要安全环境、需要主权权力，需要国际尊严、需要维护民族价值观，需要保护传统文化向后代的传递。其中许多利益都不是用钱在市场上可以买得到的。例如，国家安全要靠强大的军事能力，但无论我国拥有多少外汇储备都不可能买到美国水平的航母舰队和美军水平的作战经验。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大于英国和日本，但是我国还没有能力将上海建设成与伦敦和东京一样的国际金融中心。这表明，我国的外汇财富超越了日本和英国，但我国际金融的能力却不如他们。
只增加财富的国家是强大不了的。在最近的历史上，日本是个最典型的例子。日本的GDP于1968年和1988年分别超越了德国和苏联，位居世界第三和第二，2008年仍保持了世界第二的位置。然而，1988-2008的20年中，日本却无一日成为世界第二强国或第二大国。历史上不仅有富而不强的例子，而且还有增加财富与国家衰败同步发生的例子。西班牙曾是14世纪上半叶的海上霸主。它通过掠夺殖民地不断地增加财富，但因不重视国家工业能力建设，在财富增加的同时，其强于他国的能力的优势却下降了。最终，其无敌舰队于1588年败于英国，使其海上霸主地位尽失。在我国历史上，经济发达、财富丰腴的宋王朝是被经济实力薄弱的蒙元所灭，经济发达的明朝被经济落后的满清所灭，这些都是典型的例子。
我国2008年的GDP为30万亿人民币（约4.4万亿美元），接近日本水平还未超过，但我国综合国力在2000-2002年期间已达到世界第二位。这意味着，国家能力的提高并非是只靠增加财富实现的。反之，2008年我国GDP位居世界第二，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国家能力在各重要方面都位居世界第二。军事上，虽然2008年我国国防开支是俄罗斯的1.65倍，但我国不具备俄罗斯那样的战争能力。科学上，我国不具备德、日、法那种重大科学原理发现能力，即基础科学研究成果达不到获诺贝尔奖的水平。技术上，我国不具备日、德、法那样的自主创新能力，我国世界名牌产品没他们多。教育上，我国没有培养出和英、法、德、日同等水平博士的能力。他们培养的博士能轻易受聘于中国的大学，而中国培养的博士却难在这些国家大学找到教职。
民族复兴是指恢复中国当年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这种领先地位是以综合实力为基础的，而综合实力又是由国家各种能力构成的。上述正反两方面的例子都说明，我国提高综合实力需要的是增强国家能力而非单纯地增加国家财富。国家的每项具体能力是培养和锻炼出来的，而不是靠赚钱攒出来的。
运用国家财富提高国家能力
运用财富提高经济安全保障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原则使我国经济能力成为国家总体能力中最强的一项，强于军事能力、政治能力和社会能力。然而，即使这项最强的能力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也显露出了能力不足的方面，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我国内消费能力低下。从理论上讲，一国出口占GDP的10%意味着该国对外部市场产生依附，占30%则意味着绝对依赖。2008年我国出口总额占GDP的33%，因此当外部金融危机发生时就对我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大量企业破产，工人失业严重，大学毕业生难以就业。如果将国内消费能力提高到我国GDP的90%，我国就可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外部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冲击，从而增强我国经济安全的保障能力。
运用财富提高军事能力。2008年国民党在台湾执政后，中美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威胁消失，我国防建设面临以什么依据作为军事发展方向的问题。一般讲来，安全威胁是确定国防建设方向的依据。但是，在重大国防安全威胁不紧迫的情况下，难以用安全威胁为依据，以能力为依据就成了必然。小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政策是错误的，但其以能力为目标的军事改革原则是可取的。这种以能力为方向的军事改革使美军作战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如果利用我国外汇储备引进军工技术和技术人才，这有助于提高我国防工业能力；如果用于组织大型境外联合军事演习，则可增加我军作战经验。这些都是提高我国防能力的重要因素。
运用国家财富提升社会保障能力。社会保障能力是现代国家政治动员能力的重要基础。社会保障能力高，有助于提高政府的社会信誉和增加社会支持，有助于提高一国发展模式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目前我国社会保障能力不但达不到发达国家水平，甚至在发展中国家里也属于中等水平。如果较大幅度地增加我国社会福利保障水平，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国内最终消费能力，而且有助于提高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力。
运用国家财富吸引全球人才。国家能力的核心要素是人才。虽然国家能力是由资金、资源、设施、设备、制度、规则、管理、人才等多种因素构成的，但其中人才因素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没有人的聪明决策和运用，国家财富就没有意义。例如，当我国的外汇储备合理地用于贸易、投资、海外投资、引进人才和技术时，这些外汇储备就提高了国家能力。然而，当这些外汇储备放在外国银行升值且几十年都无人使用时，这些外汇储备的有无和多少都不影响我国家能力。在我国还无力培养出大量的世界一流人才的情况下，用外汇从世界各地聘任世界一流人才来华工作，则可在短期内较快地提高我国家能力。辅佑齐桓公实现霸权的管子曾说：“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得天下之众者王。”
运用财富提高教育能力。我国家能力上的种种缺陷，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我国高等教育能力不强。我高等教育的现状是，还没有一所大学能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没有一个教授在中国取得的科学研究成果获得过诺贝尔奖，没有一个中国学者创造出任何系统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清华和北大是国内教育水平最高的大学，但也仅能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长远目标。如果能利用外汇大量引进世界一流教授和高等院校所需要的科研设备，这将可以较快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能力。也许将外汇用于教育投资比置于境外保值更能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家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增加财富为方向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中国崛起目前仍面临着三种可能的结果：一种是像美国一样超越英国，成为世界领导国；第二种是像苏联一样，与美国达到同一等级之后衰败下来；第三种是像日本一样，在崛起的半路就衰落了。此次金融危机中显现出来的问题也预示着，中国还面临着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富而不强”的危险。为此，我国有必要考虑将国家发展方向从增加财富转变为增强能力。
(作者是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